用哲学语言说，人生的轨迹充满了偶然性，但偶然中又含有必然。我与瑞士的缘分起于偶然。至于是否有必然，还要在冥冥之中检验。

　　刚刚看了最新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其中一个片段讲述了一位在瑞士教学的中国教授，在得了脑梗阻后，记忆退回到1992年——他在中国一个乡村小学当教师的那一年，他的思维定格在那个时刻。如果反过来拍一位中国教授在瑞士留学的情景，时间定格会比他早5年，那是1987年。

　　1985年，我在福建省担任一个国有企业总经理。某天我从福建省经委看到一份由国家经委和中国企业联合会下发的文件，各省经委和省企联可以推荐一些干部出国进修管理，项目是由各国向中国提供资助。我记得可以去的国家有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瑞士等，应该有十几个项目，有些是专项管理，如城市规划管理、生产管理等，少数是综合管理。我一眼就看中了瑞士的项目，那是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学习，地点在日内瓦，学校是IMI国际管理学院（IMD的前身）。我觉得其它国家今后可能都有机会通过公务出访前往，而瑞士恐怕难得有机会。因此我选报了瑞士项目。瑞士项目全国只有两个名额，要求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领导人或者高等院校管理学教授，年龄在40岁以下，要经过两轮考试，一是国家经委组织的英语考试，二是瑞士大使馆的考试。

　　我通过了国家经委的统一考试，成绩应该不错，但被告知瑞士1986年的项目取消了。后来得知，可能是那一年的学习班里有台湾人，因此我们决定不派人参加。当时负责项目工作的领导也问我要不要调换一个项目，但我坚定不移地希望继续等待，尽管1987年的项目也存在不确定性。幸运的是，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到了1987年机会来了，我成为国家推荐参加瑞士项目的两个人选之一，另外一位是北京某大学的管理系副主任。

　　为此，我专门到北京去接受了瑞士大使馆的考试。那时，瑞士大使馆座落在一个大院子中的一栋小楼里，瑞士商务参赞接待了我。他先拿出一份英文报纸，指着一篇文章要我英译中。我翻译完后，他与我交流，大致问了一些为什么要去瑞士，对瑞士了解多少，现在做什么工作等问题。然后就聊天，不像面试。结束时，他夸我英语水平不错。于是，我顺利通过了瑞士大使馆的考试。

　　1987年4月，我如期到达了日内瓦。IMI国际管理学院在靠法国边境不远的地方，几乎是一个公园，绿荫丛中散落着零零星星的小楼。4月的日内瓦到处鲜花盛开，湖水清澈见底，天鹅在湖畔安详地孵化着小天鹅；大街小巷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皮鞋不用擦，衣领也不发黑；公共汽车准时按点到达，正负误差基本不超过一分钟。还有，消费很贵，理一次发要30瑞郎。当时，瑞郎与人民币的汇率大概为1:5.6，理一次发的费用相当于我在国内两个月的工资。后来，我在一对来自英国的同学夫妇公寓里吃饭，他太太用剪刀替我修剪了头发。对此，我感恩戴德。这位同学是伦敦一家银行的行长，多年后他和太太来中国旅游，我为他们安排了超规格的接待，使他们受宠若惊，我则圆了“滴水之恩之涌泉相报”的心愿。直到去年，我在苏黎世酒店旁边的理发店看到理发还是30瑞郎，想起当年的情景，就刻意去理了一次，因为我的月薪早就不只30瑞郎了。虽然现在这个价格还是国内的三倍。

　　现在回头看，当时我在IMI国际管理学院接受的培训，相当于今天浓缩版的EMBA课程。课程内容和上课时间长度都相当，只是集中在100天左右完成。我记得学费应该是3万多瑞郎，接近2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个天文数字。班上三十几位学员来自十五六个国家，有德国、英国、法国、芬兰、意大利、南非等等，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那一位北京某大学的副系主任，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毫无疑问，当时我是班上最穷的学员，恐怕也是受瑞士政府资助的唯一学员。有一天我跟开劳斯莱斯、开奔驰的同学们开玩笑，尽管你们的车好，但是你们有专职司机吗？没有。我是这个班上唯一平时有专职司机的学员。众人乐。

　　为我们授课的教授都是欧洲各个大学的教授，记忆中有几个印象深刻的镜头。其一，一位女教授课前总要讲几个带颜色的笑话，在大家哄然大笑中，转身在黑板上写几个字，然后一脸正经的转过身来说，well，well，well……于是正课开始了。其二，各国教授的英语发音都很不标准，令我很难适应。相当于老外学习了标准的普通话后，听不懂邓小平讲浓重的四川普通话和毛泽东讲湖南普通话。这使我强烈地感觉到学习英语不需要在英语的发音上花太多时间，只要讲得流利就行。其三，有一次讲世界贸易课的老师画了一张世界贸易地图，把中国画得很小很小，台湾画得很大很大。他把国际贸易额作为一个国家对世界的贡献标准之一。课后同学问我，你同意他的观点吗？我说不同意，因为中国解决自己的问题，就解决了世界四分之一的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反驳他？我说因为我的英语还不够辩论水平，而且中国学生没有站起来反驳老师的习惯。他说老师就是我们花钱雇来讲课的呀。这个观念对我冲击很大。其四，在课程一开始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就提前布置了一项所有课程结束时的作业：选出班上三位同学：你最喜欢的老板，你最喜欢的合作者，你最喜欢的部下。反之，也要选出三位最不喜欢的，并且必须在全班讨论中公布结果并进行说明。于我而言，这项作业难度很大。结业时的这个环节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完成的了，到底肯定了谁，否定了谁，只记得班主任老师笑着说，亚洲来的学生都有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件印象很深刻的事，当时主管这个项目的瑞士联邦政府教育部官员给我寄来了一份邀请函，邀请我去瑞士伯尔尼联邦政府教育部访问，约好了时间，并且附上了来回的火车票。我如约去了，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和蔼可亲，我们进行了一些交流。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附上往返火车票，恐怕是考虑到我的支付能力？坦率地说，在瑞士，什么东西一换算成人民币，我就都舍不得买了。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一个月工资不到二十瑞郎的人，在瑞士的市场上怎么思维，如何行为。

　　在瑞士期间，我利用假期去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住在当地同学家里，然后自己自由的行走。当时觉得这种机会太难得了，不知道下一次会是何时。确实也没有想到，以后我们能够非常自由地在各国行走，工资也绝非几十瑞郎了。那时从瑞士到其它国家需要办理签证，我想申请法国签证去巴黎，被告知需要等待三个月时间。对我来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申请时，在瑞士的时间已经不到三个月了。考虑到日内瓦到法国的边境是抽查护照，我决定冒一次险，因为巴黎对我的诱惑太大，我不想错过这一次机会。当时我拿的是公务签证，如果没有入境签证出了问题是严重违反外事纪律，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发展前途。但我还是愿意冒一冒险。出境时我没有搭乘同学的车过边境检查站，而是从先侦查好的别处边境步行过去，再绕回公路边，法国同学开着车在路边等我。回来时我乘火车，到达日内瓦发现出站需要检查护照，幸好也是抽查。坦率地说我当时的心情非常紧张，但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幸好，没有抽查到我，我顺利地回到日内瓦。事后想想，还是有所后怕。好在今天从瑞士去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需要签证了，我的学生们也不需要再犯我当年的错误了。

　　我的一位同学来自德国海德堡。我去海德堡时住在他家，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们对西藏文化很感兴趣，家里的客厅摆满了西藏的各种文物和饰品。他们对西藏充满同情心，我们都回避了这个话题。但是我强烈感受到了文化观点的差异。在海德堡期间，我参观了依山而建的美丽的海德堡大学。在巴黎，我也住在一位同学家里。他家处于巴黎郊区，每天我需要乘坐火车到城里。那时，我手里拿着旅游书，如饥似渴的到处跑，罗浮宫、奥赛美术馆、巴黎圣母院、凯旋门，当然还有红磨坊，都是到巴黎必然要看的地方。我跑遍了五星级的景点跑四星，跑遍了四星景点后，再挑一些三星两星的景点，例如罗丹美术馆、莫纳美术馆，应该都是三星或者以下的级别。尽管这样在路线上会有一些重复，但因为人生地不熟，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幸好巴黎的地铁站非常密集，方便得难以想象。

　　在瑞士学习，瑞士政府不仅为我支付了昂贵的学费（IMD今年MBA的学费是9万瑞郞），还支付了我的日常生活费。当学习结束后回国，我节约下来的生活费使我成为“万元户”。在那个年代，“万元户”相当一个大学毕业生十六年的工资。因为那时房子和汽车还不是商品，因此，从瑞士回国后我就基本实现了现在说的“财务自由”。我想，天下哪里有这等好事，我学习了知识，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交结了朋友，饱览了风景，还赚够了钱。所以瑞士留学成为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我经常反思检讨自己，我对瑞士，对瑞士人民的感情是不是因为他们给了我钱？我怎么想都觉得不是，在“意识”里肯定不是，在“前意识”里也不是，至于在“潜意识”里是不是，那真的不是“我”的事情。而且，即使从商业和公益的角度，后来我的所作所为，也足以回报瑞士之恩了。当然，我真的不是为了当时那一点钱；如果我是爱钱之人，在那个很容易赚钱的时代，我也不会从商界转身进入学界，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来日方长，我还会持续地促进中瑞之间的教育交流，促进中瑞之间的经济发展。

　　在瑞士的学习极大地打开了我的国际化视野，尽管当时并没有很主观的意识到。1987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与世界差距巨大。33年过去了，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今天中国的成就会如此显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到瑞士办学。33年前的学习在我心中种下了中瑞友好的种子，尽管回来后与瑞士没有再来往。弹指一挥间，等我再去瑞士已经是20年后的2007年，我受邀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组织的一个会议。故地重游令我感慨万千，瑞士还是那个瑞士，日内瓦还是那个日内瓦，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焕然一新。但瑞士的创新，瑞士的社会和谐，瑞士的高品质生活，瑞士的民主，瑞士的多元化，瑞士的国际化，仍然值得我们敬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有些东西学不了也值得欣赏。瑞士与中国的友好仍然是两个国家优良的历史传统和现实。

　　2013年，我在中国政府和民间基金会的支持下，在瑞士创办了新瑞学院，并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与苏黎世大学开展了合作办学，为更多的中国青年学子提供到瑞士学习的机会。我不知道是他们更幸福还是当年的我更幸福。我希望他们与我一样，成为热爱瑞士的中国人，为中瑞友谊、中瑞合作共赢尽心尽力。让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2018年，瑞士政府为我颁发了“瑞中关系杰出贡献”证书，以表彰我为中瑞友好所做的工作。

　　遥想30年后，在中瑞建交100周年之际，由新瑞学院与苏黎世大学联合培养的青年学子们应该会像我现在一样，满怀深情地书写着回忆文章？那时的中国？那时的瑞士？那时的中瑞关系？我相信，两国一定仍然是最友好的国家；我相信，那时的回忆文章里一定还会有我的一篇。